三、众多中小官吏对新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认识，甚至持反对态度。 

对于清末*制度改革，广大中小官吏的态度约为三种：一种是不反对改革，但由于对宪政大多陌生，所以，对改革不知从何着手。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那样：“今以旧习惯之官吏，强其执行新政，学非所具，即有欲竭力办事者，亦苦无正当办法，故新政虽颁，上行而下不能效。”的确，仓促的改革，“对于毫无准备而处在古老而原始的环境下的官吏们，实在是件难于应付的事”〔10〕。由于这部分官吏对改革缺乏精神准备和必要的认识，以致许多新政在他们手中变了样，一些本来是“益民之举”，到头来反而成为“扰民之举”，这些官吏的“新政”非但无力，还招来了民怨。一种是对改革持反对态度，这部分官吏又分几种情况：一部分属于思想僵化、顽固守旧。他们认为“今制度若遽行更易，则纲纪必损；纲纪既损，邦本必败；邦本既坏，又何以能立国？”“立宪为我国所未有，而以为西国所专久，舍本从人，适足以滋乱”。“六官之制，绵络百代，今议者不此之察，乃取四千年相承不变之官制一举而改易之，使五、六不更事之少年，假托西法，逞其狂悖，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坏人心，其为患固未知所终也”。这些官吏对于新政大多“非阻挠即敷衍”。一部分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认为当今民穷财尽，人才消乏，国家形势危迫之至，若再事纷更制度，必“惑乱天下人心，大局不堪设想”。他们主张整饬官常，保存旧章，维持原状，宜“稍纾民力，与民休息”，俟数年之后，阎闾元气大复，庶几民和政举，主张“凡一切改弦更张之举，不论其已经宣布者亦不论其尚未宣布者，均宜暂缓施行”。还且一部分官吏，因为改革将使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贪赃枉法，随意鱼肉百姓，所以拼命反对。“若宪政成，大小臣工无不有一之责成，听人下之监督，其贪墨被宄、败常溺职者上得而罢斥之，下得而攻退之”。这部分官吏是“以一己之私，行阻挠之计”。还有一部分官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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