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之后严酷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理想还是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张之洞在那篇至今仍被广泛讨论的《劝学篇》中，就明确提出了保种和保教保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报国。”但在张之洞那里，国家、清王朝和儒家的文化价值之间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说：“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1]在儒家成为政权合法性依据还未受到怀疑的张之洞那里，报国和报教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庚子事变后，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民族的生存即保种问题已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于清政府的失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清议报》等报刊的宣传之下，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之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而梁启超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2]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将忠君和忠于国家有效地区分开来。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来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在邹容的《革命军》之后，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以康有为的话来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3]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了康有为和章太炎之间的激烈争论。[4]这种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的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更进一步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并于是年11月26日，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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