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修订学堂章程的时候，再度联名上奏，要求递减科举和推广学校。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震动。因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人指出现在的国家的形势，比以前更为紧急，如果不停止科举，那么士人的侥幸心理就不会改变。他们指出，人才的培养是个过程。“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需十数年之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因此应该立即停止科举，他们对于学堂和科举的差别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志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备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闲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不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致强奚不强？……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自停科举始。”[22]
在权臣势力日涨和内外危机的双重影响之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这样延续一千多年的以儒家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就此走向了末路，同时也意味着，儒家和权力的联系的中断。我们先来看一下，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诏文是怎么说的：“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饬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照所请办理。”[23]
在废除科举的同时，新的教学行政机构—学部和新的学堂管理办法相继推出。传统的*架构中，主管教育是礼部，教育的目的是“兴行教化”和选拔官员。新式学堂其目的是开通民智和教育普及，因此需要有新的机构来管理。在中央舌立学部，各省裁撤儒家色彩浓厚的学政，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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