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悉近代文献的人看来，无论是谕旨还是张之洞奏折中的内容，这里并无多少新鲜之处。因为许多内容与戊戌变法中提出的许多主张并无明显的进展。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繁地引述这道“新政动员令”，原因在于这里提出了关键性的原则与儒家制度化的解体原因至为密切。第一，这是几千年来首次以皇帝的谕旨的形式提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这里蕴涵着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开始由以文化认同作为依据、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为以地域和种族为基准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二是承认中国有许多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第二，认识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只是“皮毛”，而西方富强的根本在制度，所以必须要学习“西政”。因此“法令必更，锢习必破”。第三，因为清末新政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如何修复和维护日益失去合法性依据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就决定了这只能是一次有限的变革，尽管新政开始涉及到了体制层面的变革，但是对于制度的核心，即与儒家观念密切相关的以君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并无改变的愿望，“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12] 

不过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实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变革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作为异族势力的满清王朝企图竭尽全力左右这种变革，然而，反清的思潮、军队的涣散已在所难免。事实上，最后灭亡清朝的恰恰就是这些军队。政府在国外培训的留学生，国内训练的新军队，它所鼓励的从事国内经营的商人，各省组织的咨议局，所有这种种势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转了矛头，直指清王朝。”[13]比方说我们看到皇帝的谕旨中依然认定儒家的原则是万世不易的，却又强调了具体的行为原则上却需要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明确提出“祸国家者在一例字”，正是要破这一“例”，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必然是挖空了儒家赖以存在的土壤，这使得儒学在“政制理念”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将西方模式和传统体制绝对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儒家未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便已无容身之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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