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起码在江浙一带，办学堂已经成了名流绅士们最热心的事，“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藪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17]在这股兴学之风的影响下，各种学堂纷纷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科举不废，学堂的发展还是受到种种制约，如每遇科举之年，官立学堂便全都停课，教育秩序难以保证。[18]有些学堂则因为学生因科举中式退学而致使学生流失严重。如山西大学堂中斋于1902年开办时共招生200人，经壬寅、癸卯两届科举考试，中举共70余人，均退学入仕，加上留学、生病等原因而退学，已经所剩无几。[19]即使是京师大学堂，已经明确地规定学生预科毕业奖举人，正科毕业奖进士，学生们依然难以抗拒科举的吸引。“（1903年）3月为癸卯会师，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廖落如晨星。迨9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籧庐，其*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能与科举两存焉。”[20]因此科举和学堂之间的矛盾越发受到关注。
因此1903年3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再度上奏强调要逐年递减科举中额的办法。奏折说：“（今日各省于与设立学校一事），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也，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不劝自进；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于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谊可比。……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而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能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请侍万寿恩科（为纪念慈禧七十寿辰而特别举行的考试，作者注）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才，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21]
但无所不在的危机感造就了近代中国人的激进心理，同时科举和学堂由于其教育目的的根本不同，势难并行不悖。1904年1月，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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