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宗旨和教育体系也发生了变化，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提出了普及教育为目的的新教育观，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从初级师范学堂到优级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体系；从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的实业教育体系，虽然这套体系几乎完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但这毕竟标志着由以科举为特征的旧教育体系向新教育体系的转变。 

但恰是这几招，打着了制度化儒家的命门。因为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正如前文已经说明的，一方面，因为进入权力阶层的科举考试以儒家为基本内容，所以儒家和权力的关联是通过科举来实现的；正如张之洞等人所说，科举对于从事儒业的人来说是一条“利禄之途”，废除了科举，也就是切断了儒家和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儒业之无人问津也就自然而然了。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实际上的一致性，所以科举体制其实就是儒家的传播体系，因此以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堂的教育改革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儒家传播系统崩溃。因此虽然张之洞等人虽主张儒学教育和新式教育并重，但实际上“学堂…所学皆洋夷之学，孔孟之学俱弃之而不一讲求。”[24]按罗兹曼的说法：“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25] 

1（2）从书院到新学堂：儒家传播系统的中断 

科举废除和新的教育管理机构和规则出台之后，由于规定学堂毕业特别的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所以学堂和留学已经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没有制定出来之前，的确如张之洞等人在要求废除科举的奏议中所希望的“俾天下士才，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在这样的形式下，兴学和出洋留学成为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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