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种观念的影响下，保教也要以保种为前提。“教”（儒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是否应该坚持，其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符合保种的最终目的，否则一切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改变的。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舆论界最富魅力的“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梁启超对于“革”字的解释来理清当时的思想逻辑。“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者存，不适于外境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两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改变，但改革可矣。而不然者，蛰处于一小天地之中不与大局相关系，时势既奔轶绝尘，而我犹瞠乎其后，于是而甘自澌灭则亦已耳。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瘤，非从根底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之独一无二之法门，不欲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7] 

尽管梁启超本人一直主张用“变革”而非“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但无论如何，“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中国的传统的制度体系在这种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在抗拒和抵制中，发生着种种的解体，最终是与中国传统的脱节。艾森斯塔德说：“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的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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