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中国，攻占了北京。西太后携光绪皇帝及自己的亲信、宠臣逃离北京，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践踏了京、津、张、保及东北各省的广大地区。西太后在逃离的同时，下达了镇压义和团和向帝国主义投降两项命令。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了，清朝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条。此后，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封建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895年以后又得到发展，而1899—1901三年，投资额比前三年大大减少，其平均投资额，几乎仅相当于前三年平均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649页。)。这是不适应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要求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朝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
从两次新政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个共同之点：其一，经济基础是一致的：封建经济虽然在逐渐解体，但仍占主导地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二，阶级基础是相同的：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地主阶级，但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一定的壮大，特别是上层更为明显。最后，在中外关系上，都是在外国列强侵略之后，清朝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刻。其不同之点：首先是人民斗争的形势不同：戊戌变法是处于历时三十年的群众斗争低潮之后出现的；而清末新政则是处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刚刚过去之后开始的。其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有了一定的变化：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派中的一部分人（如章炳麟等人）发生了革命的转化，壮大了民主革命派的力量。革命派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更激进的主张，并且展开宣传活动，不断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宗旨、目的是关系到两大事件的主观动机问题，也应该进行对比分析。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帝党联合搞起来的，在阐明宗旨和目的的时候，两种人理应分别加以分析。但是，最近研究成果证明，过去一直被当作研究百日维新的第一手材料的《戊戌奏稿》，是经过康有为改篡后发行的，而关于召开国会、制订宪法等项内容，都是他改篡时加进去的(参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97页。)。因此，百日维新时期，维新派和帝党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戊戌变法的宗旨和目的，最突出之点就是为了救亡图存。其次，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帝位。光绪皇帝且不必说，就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后，也是尊崇君权的(参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300页。)。第三，实行变法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最后，实行维新变法，也还是为了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党的*地位，打击后党及顽固守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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