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力革“耻言贸易”的旧观念，奖励在工商实业上有特殊贡献的工商业者。奖励分为二类：一是能制造轮船、火车、铁路桥、发电机及对探矿、冶炼、水利、垦植等有突出成绩者，奖励不同等级的商勋；二是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且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
其三，联络工商，劝办商会。其所拟订《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系城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为了牵动全国商界风气，商部主动派员向北京声望素孚的行业帮董“剀切劝告”，促成了京师商务总会于光绪三十年成立。
清政府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著名侨商张振勋肯定商部的实绩说：“商部设立以来，纲举目张，以保商为己任。”[17]苏州一带资产者也称清政府“实行保护商人，振兴实业政策，……诚富强之至计。”[18]“国人耳目”亦由是“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19]观念的变化推动社会生活的转型，“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从而构成早期现代化推进的强劲动力。
教育改革 现代化变革的深入，亟求大批新式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是传统教育体制所无法培养出来的。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因而无一例外地试图变革教育传统，瓦解旧的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挟时势之力，终于在教育变革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最初的突破是科举制——隋唐以来沿袭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下令废除八股。3年后，又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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