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会制的废除如同科举制的产生一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罗兹曼评价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说:“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21]尽管罗兹曼的说法未必准确和妥切,但他从科举制的废除中看到新政时期的深刻和社会变动而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变化,却是令人赞叹的眼力。
与废八股、罢科举相同时,创办新式学堂与“派士人出洋游学”的活动也以相当规模展开。据学部统计,光绪三十年,学堂总数4222所,学生总数92169人。4年后,学堂总数增长为52348所,学生总数扩展到1560270名,其发展速度相当惊人。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出洋留学上。由于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与自费留学,同时对学成回国经过考核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项出身,予以任用,留学海外一时蔚为热潮。和洋务时期留学欧美的方向不同,新政时期留学的主要方向是日本。光绪二十七年底,留学日本的学生尚只有280名,到光绪三十年底,留日学生数大约有8000至10000人。
清末新政的教育变革,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们以日本为模式,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高等学堂之上还有分科大学及最高一级的通儒院。从高小毕业到大学毕业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中国现代教育因此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清末新政在*、经济、军事、法制、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展开的广泛变革,其广度与深度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基础;军事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法律改革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这些实绩所构造的宏伟场景皆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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