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的发生明显地具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其主持者又多是一批曾仇视变革或与变革为敌的人们，时论因此通常把清末新政称为“假维新”。这一传统论断实际上大有问题。所谓“假维新”的含义应该是侈口昌言维新变法，实质上无所行动，甚至背道而驰。而清政府在新政期间确确实实地在推进变革，并取得远较百日维新实在的成效，其言与其行大体一致，实无相悖之处。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同样乏于逻辑的力量。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一个主持变革的统治者不是自私地希望通过变革的成果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以“动机”论历史，所表述的不过是泛道德主义的偏狭思维。更何况，现代化运动和社会*变迁本来就包含非革命的发展方式，亦即传统统治集团以传统*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结构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清末新政实际上便体现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内容。

然而，清末新政毕竟是一场来得太晚的变革。在日本和俄国，与新政具有相似性的全面性的现代性变革早于19世纪60年代便已展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后起国家的问题，不仅不同于先行国家，而且后起越晚，形势越为复杂。由于西太后主持下的清政府把现代化特别是*现代化的任务一直拖到20世纪初，国内关于现代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国际上现代化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也急剧加大，这种情形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决定了新政一旦推行，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首先，传统君主制下的有效变革，以拥有充分集中的*权威以及享有这种权威的合法性为前提。后起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也要求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将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基础条件动员和集中起来，施展于现代化的最关键环节。但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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