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赔款甚至割让土地，开放利权等等。这使国人逐渐认识到，列强之所以强，我之所以弱，原因主要在*制度不同。列强皆行宪政，而中国沿袭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未改。当时人指出，人家是君民上下一体来攻我，而我仅以君主一人相抵拒，其强弱胜败，不问可知。因此要救国，要保主权与利权，必须改专制为立宪。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及其日胜俄败的结局，给中国官民刺激极大，几乎人人共认，日之所以胜，在其行宪政，俄之所以败，在其仍行专制。遍及全国的要求立宪的呼声，就因日俄战争而大大高涨起来。学习日本，改行君主立宪，这就是当时开明官吏、绅商阶层和一大批知识界人士的共同结论。
张謇为人谨言慎行，一向老成持重，自谓“生平万事居人后”。但在谋求立宪一点上，他一旦定下决心，就积极从事，不肯落人后。而使他定下决心的，是他1903年的日本之行。在日考察近70天，“每事问”，口问手记，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时时注意其管理办法，以与中国相比较，得出中国必须虚心学习日本的结论。归国后，张謇与友人蒯光典、赵凤昌、沈曾植等经常讨论立宪问题。稍后，积极参加为张之洞、魏光焘拟立宪奏稿，并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分送官、商、学界友人，还托人送达朝廷。张謇还亲将一份送给朝廷宠信的铁良，并与深谈。
张謇这样积极推动立宪，与其他立宪派一样，动机是救国。张謇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注：《张謇日记》第23册，辛亥年正月二十日，影印本。）痛心之极，出言似不可解。若以其心平气和时在另外场合所说的两句话略作补注，人们便可以比较深切地了解张謇的心理。一次是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立宪近况纪略》中所说：“要之，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注：《张謇日记》第21册，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另一次是在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与友人谈话时，其友人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见象观之，国不亡，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