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主要由四种人所构成：一是原先的洋务派，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二是驻外公使，如孙宝琦、胡惟德、汪大燮、梁诚等；三是出国考察大臣，如端方、载泽、戴鸿慈、达寿、李家驹等；四是较开明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大臣，如善耆、锡良、赵尔巽、瑞□、岑春煊、林绍年、沈家本、张百熙、严修、□景崇等。这些人之所以倡行立宪，是与他们的经历，尤其是资产阶级化的倾向分不开的。

　　第一，他们大多是清末新政的积极倡导和实行者。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改革。袁世凯于清廷发布“变法”上谕不久，就提出新政要点十条，开始在直隶认真推行。张之洞和刘坤一在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竭力主张“兴学育才”，“兼采西法”，俨然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范本。其它如时任地方督抚的岑春煊、端方、锡良、赵尔巽、林绍年以及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崇文门监督善耆等推行新政都颇为积极。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奖励民间资本、举办新式教育、编练新式军队，它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这些人在实行新政的同时，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了资产阶级要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当然，这种转化也远未完成，他们仍是仅带有资产阶级化倾向的封建官僚。第二，他们大多数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西学”就远渡重洋传入古老落后的中国，从洋枪洋炮到民用工业，从思想意识到*制度，缓慢但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所处的地位和经历，使他们与“洋人”、“洋书”、“洋货”有过交往，有的还到过日本、欧美。因此，与那些主张“以忠信为干橹、以礼义为甲胄”的守旧官僚不同，他们对“西学”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袁世凯、张之洞、端方、岑春煊、沈家本还以注重“西学”名噪于时。但直到1904年前，他们对“西学”的了解仅限于军民工业、教育军事。尔后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才促使他们把了解“西学”的目光转向西方的*制度。第三，他们大多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关系密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清末新政中形成的，因此，他们与清末新政的倡行者、后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立宪派”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希望借助这层人的影响推动清廷实行于己有利的经济*政策；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也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加强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岑春煊、瑞□等与江浙张謇、郑孝胥集团关系甚密，亲贵中的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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