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耆则与海外康梁集团保持着往来。实际上，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倡行立宪，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力于张謇等人的推动。早在1904年5月，张謇就写信给张之洞、刘坤一，劝他们促成清廷立宪。7月，他又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以立宪为己任。待第二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张謇活动更是积极，又是写信、又是会晤，仅在端方、戴鸿慈回国途经上海时，张謇就与他们会晤七八次，“竭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民国十九年版，第14页。），并代他们草拟好致各省督抚请支持立宪的电稿。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对张謇等也极力联络，1906年12月，张謇、郑孝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岑春煊单是开办费就捐资一万元，还表示愿出常年费每年一千元（《郑孝胥日记》丙年七年二十二日，十月十日。）。袁世凯、端方也周旋其间，瑞□甚至列名会中。1905年初，袁世凯、张之洞又联名保奏另一资产阶级立宪派首领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与资产阶级上层这种关系，既推动着他们倡行立宪，也是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重要原因。
有的研究者一方面承认在预备立宪中有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一方面又以他们中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说他们“事实上并不成其为一派”（《辛亥革命史》中册，第387页。）。诚然，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中尤其是善耆、载泽与袁世凯，袁世凯、端方、张之洞与岑春煊，张之洞与袁世凯之间因争权夺利矛盾很深，有时还相互火并。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预备立宪中作为一个要求立宪的*派别而存在。洋务运动中，曾、左、李之间矛盾和斗争不是也很激烈吗？但人们仍把他们统称为“洋务派”。而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袁、端、张、岑、泽诸人统称为“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呢？
二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在激化，清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日益加深，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正蓬勃发展，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首先想到的就是借用立宪来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袁世凯说过：“剿除革命党政策，除速施行立宪制度外更无他法”（《神州日报》1907年8月16日。），如此言论，在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的奏折中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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