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动机外，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另一立宪动机就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东方杂志》曾载文分析道：“故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丛刊）（四），第4页。）。正是以日俄战争为契机，他们开始以立宪奏闻朝廷。归纳起来，他们从日俄战争得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启迪。第一，开始认识到立宪政体优越于专制政体。“蕞尔岛国”的日本为什么能战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俄国？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认为其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同。林绍年说：“夫土地之大小，人民之众寡，财力之厚薄，地势之夷险，俄之于日何止倍蓰，乃战辄不胜者，政体异也”（《闽县林侍郎奏稿》卷四，《速定政体以救颠危折》。）。达寿说得更直言不讳：日本能战胜俄国，“非小国能战胜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专制也”（《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第29页。）。由此出发，他们还进一步从各国富强贫弱的差距看到了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优劣。“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俄国、中国之所以日趋于贫弱者，“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专制政体之国万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由也”（《端忠敏公奏稿》卷六，《清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第二，变专制为宪政是世界潮流所趋。他们在考察了各国*制度后指出，立宪制度虽“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辛亥革命》（丛刊）（四），第24页。），但“近百年间，环球诸国，无不次第举行”（《辛亥革命》（丛刊）（四），第24页。）。就连一些小国如瑞典、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为了富国强兵，也先后变专制为立宪，故“立宪之风，盛于欧美”。岑春煊总结道：“无论何种政体，变迁沿革，百折不回，必归于立宪而后底定”（《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第498页。）。第三，中国的落后挨打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孙宝琦在《上政务处书》中写道：“自庚子以后，维新谕旨不为不多，督励臣工不为不切，而百事玩泄依然，天下精神不振者，以未立纲中之纲（宪法），而壅蔽之弊未除，无由上下一心，共扶危局也”（《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内务》第80页。）。林绍年在指出了政体优劣是日胜俄败的原因后继续指出：“我中国之所以屡受外侮，莫自振者，亦必因政体之异，不待言矣。他且不论，即目前所最急者，如理财、如练兵，以土地人民计，似一省可以与日本相衡，何二十余省而尚远逊乎？政体之所矣，一至于此”（《闽县林侍郎奏稿》卷四，《速定政体以救颠危折》。）。第四，中国要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就必须改专制为宪政。端方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强调，假如在商旅不通、各自孤立的古代，国贫民弱还尚能立国的话，那么在列强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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