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抵制，有时顶撞得相当厉害”（张振□：《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他们的权势地位是与清王朝的存在相联系的。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是不愿意看到清王朝被帝国主义灭亡，自己成为亡国之臣的。他们希望中国能国富民强，既有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群众的反抗，也可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使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能继续延存下去。当他们认为立宪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时，便积极呼恳立宪，这是顺理成章的。至于依据帝国主义对中国立宪的“支持”来判定它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略需要，这就更难令人首肯。因为立宪不是人们的意志产物，而是社会要前进，*要民主这一历史潮流的反应，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夙愿，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进程中的阶梯。的确，帝国主义对中国立宪的“支持”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既想大捞一把，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权益，又如马克思所说，想“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这只能说明它们的罪恶意图，并不能证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的立宪动机，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三
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认为：“我国而行立宪，当仿日本为宜”（《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4页。）。揆诸他们设计的立宪方案，实际就是日本明治立宪的翻版。在众多的立宪国中他们为什么要以“日本为宜”呢？究其原因：第一，他们的立宪呼恳是以日俄战争为契机的，小国日本能一战而胜强国俄国，这不能不使他们对日本*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二，中日两国同属亚洲近邻，两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有近似的文化结构和民族心理，使他们易于接受“同文同种”日本的影响；第三，尤其重要的是，日本所采用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与其他类型的立宪制度相比，它更适合他们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少变革旧的*制度的*要求。他们在比较了各国的立宪制度后认为：美国“以工商立国，纯用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故其一切措施难以骤相仿效”（《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8页。）；英国“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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