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政权的改良需要，因此，他们宁要资产阶级*改革极不彻底的日本式二元君宪制度，也不要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英国式虚君责任内阁制度。例如，张謇就一直是日本式君宪制度的崇拜者，1904年，他与赵凤昌等人刊刻《日本宪法义解》及《日本议会史》二书，分送当道或友人，影响不小。张美翊对斯宾塞评论日本宪法的见解甚为赞赏，推崇他的“欲制定宪法，必当采渐进保守主义”、“使本国遗传之政体、与欧美立宪主义相调和”的观点，是“通儒之论》。建议朝廷“乘慈圣万寿圣节，先行颁发诏令数条，一面调查宪法，合我政体，酌定纲领，或十年十五年颁布实行，似亦有益无损”[47]。实际是套用日本明治维新先定国是，后经多年预备方才立宪的缓进方法。朱福诜也主张，君宪改体，“今日本既行而效矣，我仿而行之，更无所用其回惑”，“兹事体大，固当远稽列邦之政，近察国体所宜，折衷于二者之间，别自为一尊之定”[48]。陈黻宸在上中枢的立宪条陈中，虽十分强调立宪的必要性，醉心于日本的钦定宪法，认为“必立宪而后君尊，必立宪而后民安，必立宪而后大清可万年而无患”；但鉴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道德水平太低，甚至觉得日本式的君宪也不可立即实行，“故为今日中国计，必先为他日立宪之地，而以振民德、裕民财、纾民苦为第一义”[49]。总之，他们主张立宪的口气是怯懦的，方案是温和的，步骤是缓慢的，唯恐因此而触怒封建统治者，充分暴露了其绅贵的立场。
3、走上层路线，依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明力量的支持来实现变法。
江浙立宪派代表了资产阶级畏惧动乱和不相信群众的普遍心理，因此，他们运动的立足点，放在千方百计地争取统治阶级内部开明人士赞助立宪事业的基点上。日俄战争后，他们抓紧了这一活动，其门径大约有如下几条：
（1）动员地方督抚奏请立宪。自太平天国革命后，地方督抚的权势迅速膨胀，成为独霸一方的封建割据性势力。他们当中不少人善理洋务，倡办新政，有资产阶级化倾向。因此，江浙立宪派将他们作为重点争取的对象。日俄方起戎机，张美翊即致书两广总督岑春煊，劝他仿行庚子年间南方督抚联合实行“东南互保”的故事，串通各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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