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王大臣书》中，描绘了“外侮迭乘、内忧间作”的险恶处境，告诫朝廷改革已成民心所向，“莫之能遏”，若想避免“倡论自下”的“酿祸之阶”，就必须“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并建议改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处为下议院[63]。他这套见解，本为拾立宪派报刊的牙慧，不仅对西方宪政认识肤浅，而且关于议院的建议也不伦不类，但由于领先潮流，代表民望，故颇受立宪派嘉许，社会影响很大。三月，又有滇督丁振铎、黔抚林绍年电奏清廷，鉴于日本变法三十年，竟敢与强俄相抗的事实，请朝廷“急宣上谕，誓改前非，……饬出使各国大臣迅告各国政府，以中国自今以后一切即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64]。虽未言明立宪，但其“尽行改革”实寓变更政体之意。随后，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粵督岑春煊也以立宪为请。
在赞成立宪的朝臣当中，袁世凯与端方二人态度最为激进。袁世凯当上直督后，握北洋重兵，兼多种要衔，权倾朝野，俨然以维新领袖自命。1905年7月，他奏请朝廷，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据载：
“世凯知党援不尽可恃，而孝钦年逾七旬，衰病日增，有髦期倦勤之态，恐皇上亲政后修戊戌前怨，日夕焦思，反谋益急，遂倡议立宪，冀新内阁主权归总理，天子不得有为。私拟一奏，使载振上之，大旨言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朝廷不悟其奸，立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65]。
尽管袁氏的立宪动机主要是出于*野心及对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但他能识时务，敢担风险，比起那些昏瞆陋劣的王公大臣来说，不可不谓是佼佼者。时慈禧等人正为排满革命的风潮所苦，无计可施，袁氏则趁机以立宪可以抵制革命为说辞，“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66]。显见慈禧听从了袁氏的忠告。除了袁世凯，另一个能够打动慈禧的人就是两江总督端方。端方为清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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