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哪些条件使立宪运动在日俄战争后的勃兴成为必然和可能呢？

首先，是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它奠定了阶级的基础。甲午战争后，国内出现了“实业救国”的热潮，民族资本的力量迅速扩充。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以及清政府为了开辟财源，拉拢资产阶级上层而实行的奖励工商政策，使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再度呈现高潮，而当时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爱国运动，又对这一高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这一阶段，不仅民族工业在开设的厂数、投资的金额和投资的范围上均超过了以往，并且还出现了一批同时投资于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资产阶级上层。这个阶层多半出身于官僚、买办、商人或华侨巨富，他们出于与清王朝若即若离的关系，要求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清政府征收苛捐杂税，出卖路矿权益，主张改革封建专制主义*，仿行英、日、德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不赞成革命动乱，坚持文明请愿的方式，并以维护清朝统治秩序为前提。这些人，多是立宪运动的倡导者或支持者，立宪运动的宗旨，就集中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此外，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出国留学成为热潮，国内又到处开办新式学堂，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倾心民主革命的虽然很多，但追随康梁，仍走改良道路的也不乏其人。这些人沉醉于西方的宪政理想中，将召开国会、厘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的方案，作为奋斗目标。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说话的*家、思想家和作家，是立宪运动的骨干和基本群众。资产阶级上层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为立宪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及干部来源。

其次，宪改思想的酝酿及传播，打下了立宪运动的思想基础。宪改思想是近代中国从西方输入的。鸦片战争的大炮震醒了沉睡的天朝上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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