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夏秋之间，载泽等人陆续归国。他们经过半年考察，耳濡目染，十分膺服日、英、德等国的君主以立宪来缓和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保持自身统治的长久，甚至借立宪为名，行皇室集权之实的办法，成为立宪的热衷者。他们于两宫召见时，“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两宫动容，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72]。四大臣^[73]中，以载泽和端方最具说服力。载、端均为满族大员，慈眷正隆，前者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强调立宪具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后者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指出“今日欲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上导以新希望”^[74]。这些说法，尤中慈禧窍要，使她感到立宪不仅可以保住祖宗三百年基业，免除自己的大权旁落之虞，并且能够消除革命威胁，增强自己在列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览奏后“大为感动”。

不过，任何社会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载、端诸人的主张虽然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保守，出言举措也处处考虑清朝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立宪与否毕竟关系到改变封建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因此就难免遭到朝中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立宪与守旧两派的激烈斗争。自四大臣上立宪之疏，“顽固诸臣，百端阻挠，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群听。择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75]。面对顽固派攻诋，考政大臣井未动摇，上疏辩驳，地方督抚方面，袁世凯等多数对他们支持；军机大臣中也有好几位态度趋于明朗，站到他们一边。奕劻受袁世凯控制，一直同情立宪，徐世昌主张采用地方自治制，以为立宪预备；荣庆谓宜保存旧制，参以新意，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则参酌二者之间。尽管在宪政改革的具体做法及程度上仍有分歧，但枢臣与考政大臣的意见，已渐归一致。于是，朝廷也倾向立宪，谕命廷臣会议决之。

1906年8月27、28日两天，清廷召开了有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直督袁世凯等人参加的重要会议，决定是否改行立宪的国策。奕劻赞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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