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场战争，立宪派人极为关注。他们的报刊连篇累牍地报导战争的经过，探索胜负的原由，评论中外的对策，阐发自己的观点。他们重视这场战争有两大原因，其一，担心战争改变远东时局，使中国东三省的主权沦丧。还在战争之初，他们即忧心忡忡地预见：“将来无论俄日孰胜孰负，吾敢谓战局既定以后，东西之情景必为之一变，我中国必因之受大影响，其暗中之亏损较之亲构战祸者为尤烈”。[1]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令他们对于战后中国“重则召瓜分之祸、轻则遭凌辱之殃”[2]的惨黯前景不容坐视，时刻警惕着日俄双方及其他列强的一举一动，并且亟谋解救危亡的有效办法。其二，认为战争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及宪政改革的前途。日俄交战在立宪派眼里绝非寻常战争，而是黄种与白种、亚洲与欧洲、小国与大国、立宪与专制之间的抗争，此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3]，意义殊甚。在此基点上，他们对清朝政府的中立政策不以为然，时时流露出“亲日疏俄”、“联日拒俄”的对外倾向，并期望日本能够打败俄国，给予中国是否应当立宪的问题一个侧面的肯定答案。
日胜俄负的战争结局让立宪派人如愿以偿。他们似乎为自己一贯主张的正确性找到了铁的证据，于是，倍感欢欣鼓舞，立宪的信念益坚，并利用这场战争大造舆论。
l．日胜俄败宣判了专制的劣败与立宪的优胜。
立宪派认为，雄跨欧亚的世界强国沙俄，竟败在扶桑岛国日本的手里，这不能用国家的大小、兵力的强弱以及种族的优劣去解释，而必须从政体的异同上找原因，“彼俄之见衅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之败于立宪国也”[4]。考求中外史实，他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历观全地球近五十年来之兵事，其在两专制国或两自由国相遇，则胜负之数，盖未可定。若夫专制国与自由国相遇，则专制国未有能支者。其一验诸普法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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