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之士,变法维新”,“融满汉新旧之见”,“立中日之同盟公司,兴商务,劝工开矿,同享利益”[35]。时日俄战事方殷,日本绝无出兵协赞中国立宪变法而开罪其他列强的可能,也不会愿意自己的侵略权益因中国的变法富强而遭损害,因此,梁氏的请求不啻与虎谋皮,异想天开,当然毫无结果。其二,联络端方,争取他对立宪的支持,代替出洋五大臣起草考察宪政、奏陈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疏二十余万言。
应当指出,康梁一派在随日俄战争而来的立宪高潮中,活动较少,作用也十分有限,其中原因不外,(1)作为戊戌党人,康梁与那拉氏结怨颇深,正被通缉,*上难以展布;亲贵中虽有善耆、大吏中虽有端方、岑春煊等人与之相善,但在清廷改定国是以前,他们不摸慈禧底蕴,不便为其转圜。(2)政敌袁世凯、张之洞诸人,均为朝中重臣,权势炙手,宠信不衰,阻碍了他们在国内的活动。(3)康梁一派逋逃海外,隔于国内政局,有鞭长莫及之虞。由于如此,发动立宪运动的责任,就落到国内立宪派肩上。
国内立宪派主要指江浙地区的一批资产阶级化的官绅,日俄战争前后,他们形成了一个主张立宪的*集团。其首领为张謇、汤寿潜,主要成员包括张元济[36]、张美翊[37]、许鼎霖[38]、赵凤昌、陈黻宸[39]、朱福诜[40]诸人,我们可称作江浙立宪派。这批人非官即绅,或亦官亦绅,科举功名较高,熟悉洋务新政,与封建统治上层联系很深。另外,他们又多受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熏陶,学贯中西,洞察国际形势,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主张以“根本改革”(指变更政体)来挽救危亡。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立宪运动中推行一条以爱国救亡为宗旨、以实现君宪为途径、依靠朝中实权人物、搞自上而下变法的路线。
江浙立宪派中最早从事立宪活动的是张謇。庚子以后,他不满“内政处处腐败,外交断送权利”的局面,认为非变法不足以救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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