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已立，而救治之法亦因之而易”[33]。这一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性和依附性。第四，开民智。立宪派告诉人们，日本维新之始，民众也是缺乏*思想的，赖有阪垣退之助、小室信夫、井上高格等宣传家成立变法团体，鼓吹天赋人权思想，才奠定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中国要想宪政有成，就得学习日本，大兴教育，普遍宣传，“各省大小官吏，劝谕所属，俾之固结团体。绅士之明达者，广集同志，设研究*会，译书讲报，俱定方针，务将独立自治之理，再三演解，……积日既久，必群相感悟，鼓其爱力，以翼我国家”[34]。立宪派认为唯有民智开启后，宪政才可能真正施行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日俄战争给予了立宪派许多有益的启示，也为他们制造立宪舆论提供了良机。立宪派用从这场战争中悟出的道理教育清朝统治者及一般民众，使他们认清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优于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中国改革政体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可行性，这对于打破传统的守旧思想，开通社会风气，传播民主宪政知识，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推动立宪运动，从“务虚”转向“务实”。不过，他们将立宪当作抵制革命的利器，“延朝祚之不二法门”，又具有消极的一面。
（二）
日俄战争除了引起立宪舆论的勃发而外，其对于立宪派的另一显著影响，就是刺激他们走上*活动的前台。
这时流亡海外的康梁一派，正醉心于保皇会事务，只有*嗅觉敏锐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作出反映。他除了在《新民丛报》上就俄国的立宪及革命问题作些文章、为宣传立宪敲边鼓而外，日俄战争期间，他还做了两件实事。其一，上书日本政界元老伊藤博文，代表中国民众的“联日拒俄”愿望，建议日本政府采用“强中撼俄”之策，恳求天皇派一大将军率胜俄之师来华，“请光绪皇帝亲政，颁行宪法，总揽万机，永保其特权”，“任用才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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