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宪派眼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拯救民族危亡，二是阻止革命风潮。在日俄战争的启发下，他们找到了立宪这把解决问题的钥匙。战争告诉他们，立宪或专制，不仅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也可以造成国势的强弱与民族的兴衰。俄国本是白种强国，但由于信奉专制，遂致一败涂地，“外患内忧，相承迭起，庞然大物，将何以自立于文明之世界乎”^[18]，“今俄国经此挫折，若政体不改，则将为突厥支那之续”^[19]。而黄种小邦日本，三十年前，闭关锁国，迫受外辱与中国相同，由于立宪之故，“遂纲举目张，国势勃兴，近且厥俄定霸，雄视亚洲”^[20]。由此，立宪派为“白人横行世界……亚洲黄种亦为所蚕食”的现象有所改观而兴奋，并总结出“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种而行立宪未有不昌、白种而行专制未有不亡”^[21]的经验。中国经甲午之败，庚子之辱，至日俄战争时已经到了“外患孔棘、内忧未弭、朝野皇皇不可终日、瓜分之祸、识者所不忍讳、倾覆之状、巧者所不能摹”^[22]的地步，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立宪派祭起“立宪”这个化险为夷的法宝，认为“中国今日之现象，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23]，“居今日之中围，而欲免于此，则速行立宪其庶几稍救燃眉之祸乎？^[24]”

除了民族危机以外，另一个令立宪派恼火的事情，就是自1903年拒俄运动发生后，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风潮。排满革命在主张温和改良、保存旧有秩序的立宪派看来，无疑是将导致天下大乱、列强瓜分的祸根。于是，他们又用日、俄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开导清朝政府，说明立宪可以消弭内患、维护清朝统治的诀窍。他们说，日本也有君主，“民间平等自由之谈，实有甚于吾国，何革命逐君之说，独不闻于其间”，“其故无他，以日本变法以来，其治既成于立宪故耳”^[25]。若封建统治者不肯以制定宪法的形式，让部分权利于人民，則不可能实现“君统益困”和“君民相安”的局面。沙皇专制政府则不明时务，在穷兵黩武搞得民怨沸腾以后，仍然不愿向民众让步，结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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