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理财之道，中正为主，苟过与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虽小大之不同，然贵乎中正则一而已。上有督责之令，则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则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则伤民，民伤则本蹶；行令弛慢则纵吏，吏纵则用匮。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窃惟国家自祖宗以来，建立法度以经理天下之财赋，明白周备，黑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谨守弗坏，岂惟公足强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于浮议，则法有时而变；行令者牵于私意，则法有时而坏。变数而坏多，则胥吏因缘为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从而乏矣。臣愿陛下内饬朝廷谨守祖宗之法度，毋数以浮议而变；外戒郡邑谨守朝廷之法度，毋辄以私意而坏。内外远近，精白一心，共由中正之道，庶几奸滑无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赐，足国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国本，规恢治功之意。（24）

其所谓合乎“中正之道”而欲令上下内外同心行之的良法，就是复井田、行经界。朱熹也以其所辖地方情形为例揭露道：“本州田税不均，隐漏官物动以万计，公私田土皆为豪宗大姓名冒占，而细民财去税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狈无所从出。州县既失经常之人，遂多方攀画，取其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如诸县之科罚、州郡之卖盐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穷民受罪，有使人不忍闻者。”他通过研究，认为“欲救其弊”，“若不经界实无措手之地。”（25）他又上书指出：版籍不正、田税不均，看似小事，实际上于公于私均有莫大之害，因为“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欠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及其久了民，诉理纷纭，追对留滞，官吏困于稽考，人户疲于应对，而奸欺百出，率不可均，则公私贫富俱受其弊，岁引月长，有增无减”（26）。而复井田、行经界，则可除弊兴利，缓和朝廷与民众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从角度来看，朱熹与唐仲友的经济思想颇为相通，而朱熹之论，则又为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提供了一个具体、生动的社会背景。以之考量，则可以说唐仲友以井田论为主要内容的经制之学，乃是其返古求实的儒学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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