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悟道如此。观其默会自得于意言之表，似非积习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于至诚力学者。后世之士求其说而不得，反流而入于释，以为道者当超诣顿解，径进于圣人之域，相与用心于不可测度之地，而学问修为之功几于尽废。毕世穷年，茫然如捕风捉影，卒无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学，心学也’，内以欺于亡，外以欺于人，是岂真如颜、曾者哉！道如都邑，学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学，犹适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诚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诚，问途者也；知津则一矣，他歧不能惑也。问途者，所以求乎一也。吾观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观颜、曾问途而知者乎。夫子，大圣人，生知之性，世无及焉。尝自言其进道之序必夏自十有五至于七十，自志于学至于从心，不以知道而废其学也。颜、曾之在弟子中，其学最笃，‘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子之学也；‘理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后之学者不为颜子之服膺而求颜子之不违，不为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学、不得而求至者也，其去道岂不远哉！”（18）
唯其务实，故而轮对之际，唐仲友不像朱熹、陆九渊等道学家那样着力于以“天理”匡正君心，而是直陈时弊，并提出其对应之策，谓：“今日之患，入仕多而缺不足以给，军籍滥而财不足以赡，用度广而赋不足以供，贪吏肄而法不足以禁。此上下所共忧，公私所通觉，不可不蚤图，不可不深虑者也。”并云：“今日经运之谋可行，果何在乎？……请去泰甚，精考课，以清入仕之流；……请择将帅，明赏罚，以革军籍之滥；……请兴屯田，省浮费，以济用度之急；……请尚风化，奖廉洁，以责贪墨之风。”（19）亦唯务实，对于当时朝野最为关注的战和问题，唐仲友既不盲目谈战和问题，唐仲友既不盲目谈战，更不主和议，而是灵活地提出“今和之与战，皆随时应敌之方，而非吾之至计也。要在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国之本，力行不倦”（20）。我们不宜将之视为“隆兴议和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最迷惑人的机会主义投降调”（21），因为这里最国强调的乃是“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国之本”，而“定立国之本”——亦即在“不忘宗社之仇”的前提下明定“国是”，乃是当时朝政最为紧迫之事，至于“和之与战”则确如其所说，不过“随时应敌之方”，而非“至计”也（22）。
唐仲友的儒学思想，以讲求经制最具特色，而“井田”论则是其经制之学的重要内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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