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方面不断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有关蠲除税租、禁止苛扰，革弊救民的社会方案，另方面又向朝廷申要款项，赈粜赈济，并到各州县实地巡历，杳看赈荒措置落实情况。但在上，他不仅得不到朝廷的支持，相反却招致皇帝宰臣的不满；在下，他的赈荒举措则受到了诸多与在朝重臣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贪官滑吏的阻挠。于是，朱熹一面直率地对朝廷所作所为提出严厉批评（4），一面则高擎起其实并不管用的“尚方宝剑”接二连三地奏劾起那些被他认为有碍荒政的所官吏。而时任台州守的唐仲友便是他着重打击的目标之一。
自淳熙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个月里，朱熹六上奏章严词弹劾唐仲友。这些奏章收录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十九之中。细究其意，从朱熹一面讲，他是因唐仲友在灾荒中依旧催逼税租和贪盗残民、植党*严等不公不法之事南昌愤然上章奏劾的。唐仲友不服朱氏所劾，遂上章自辨，同时，吏部尚书郑丙、右正言蒋继周、给事中王信等朝臣则纷纷上章举荐唐仲友，称其为有清望的儒臣。这就使朱、唐交章飞奏一事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加以各种传闻纷起，致使此事愈益扑朔迷离了。
当时主要有下列几种传闻：一是说唐仲友与吕祖谦因学术上不合而结下怨仇，右袒吕祖谦的朱熹借机奏劾唐仲友。《吹剑录·四录》记吕、唐夙怨道：“东莱与唐悦斋同试宏词，问唐路鼓在寝门里、寝门外，曰：在门里。及试出检视，始知为其所诒。既而悦斋中选，东莱语之曰：只缘一个路鼓，被君掇在门里。”周密《齐东野语》则径谓：“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二是说就“恃才轻晦庵”的唐仲友与陈亮矛盾不和，仲友尝嘲笑陈亮学问粗疏，加以唐、陈二人争夺色妓，情场败北的陈亮遂向朱熹进谗言，朱熹据之而六劾唐仲友。《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记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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