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相互间颇有矛盾的说法，尤其是细味朱熹的奏章，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点认识，即：唐仲友识治体、有干才。《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谓：“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社学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订，体该本末，一一可见诸用。登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复中宏辞科，判建康府。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可见，他为学不拘一隅，且更重学以致用。在台守任上，他修路建桥，大兴文教，虽未必做到了“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却也确实取得了些政绩。但为学驳杂而又重实用实功实利的唐仲友，其为政举措颇有违于朱熹所认同的儒学基本原则之处，如其集资建中津桥本不失为一善举，但该桥既成，他设卡收税，专门拦截过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又如，灾荒中，唐仲友尽管也有“发粟赈济，抑拊弱”之举（6），但他不顾荒年民困的事实，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限时上交税收任务（7）而委派酷吏干官四出坐镇各县刻急催督，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举任上目睹台州灾民扶老携幼逃荒的惨景，遂在未入台州界便先写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状，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因此，朱熹在六道劾章中指责唐仲友的罪状，不少是属实的。当然，朱熹严参唐仲友，也确有如唐有为所说“疾恶太严，所谓偏隘也”（8）之处，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及与营妓有染这样一些于节行有亏之事大做文章等等。
唐仲友诚然远远不是德性美善之人，但如不以人废学，则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他还是有不少可以称道的学说思想，并应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全祖望将唐仲友所为经制之学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相提并论，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黄宗羲则谓：仲友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止斋之下，较之水心，则稍醇，其浅深盖如此。”（9）
与道学诸儒扬孟抑荀的做法有异，唐仲友对战国儒学别有会心，认为孟子、荀子之说，皆从孔学而出，其旨相同，互为表里。他说：
自战国争富强，儒道绌，孟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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