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将乾嘉汉学的经学研究归纳为“因文见道”四字，这也是他治经的基本原则。他多次强调：“国朝经术昌明，超踰前代，诸老先生发明古义，是正文字，实有因文见道之功。”（3）所谓“因文见道”，也就是他所说的“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4）。他强调：“非先通小学无以通经”，希望学者通过“治小学”以“贯通群经大义”（5）不过，在俞樾看来，训诂名物仅是治经的方法和门径，阐发义理才是经学研究的目的。他说：“自来治经者，其要有三，曰义理，曰名物，曰训诂；三者之中，固以义理为重。”（6）正因为俞樾在训释名物典章时心中有“义理”、有“微言”，能较好地处理名物训诂与义理的关系，所以，他治经往往“有见其大者”（7）。简言之，他所谓“因文见道”，其实质是要求尊重古人、原本经典。这种“因文见道”的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表现。
俞樾既提倡“因文见道”，他治经便最重证据和逻辑。凡影响之谈、附会之说、迂曲穿凿之言，皆摈而不取。孔颖达《周易正义》论《易》分上下篇之由，他引孔子“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一文 ，谓“《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象阴也。”俞樾认为孔氏之说“实不然也”。其理由是：三十和三十四皆偶数，且上下篇中都有阴，亦有阳。他进而指出：伏羲画卦之后，以至唐虞夏商，皆以竹简书之，其变卦则一卦一简，复卦则两卦共一简，六十四卦皆然。故六十四卦以三十六简写之而已足，分而二之，上下篇各十八简，虽有三十、三十四之不同，而简数适均。因谓“《易》分上下篇，以竹简之数分也。”（8）于是，俞樾将诸儒曲说尽扫而空之，惟独肯定吴隆元《易宫》一书。吴隆元系浙江归安人，号易斋，康熙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他所著《易宫》以不反对卦为错，以反对卦为综。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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