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以“为”释“造”；刘歆父子作“聚”；王肃训为“就”，又引申为“成”。俞樾认为“当从王肃训就为是”（13）。俞樾于《尚书》，反复强调“勿信伪古文之说”（14），但他又指出：“近来说《尚书》者如江氏声，力辟枚氏，凡有异同之处，必舍枚本而从他本，固未免太泥。”（15）他训《尚书》，“胤子朱”、“爰制百姓”、“尚皆隐哉”诸条，皆以枚（梅）传为是。俞樾的这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治学精神，即便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科学精神。正因为俞樾能以科学的精神博采众长、择以己意，其所校经文，往往能忠实于原文。因此，他的校勘作品多被后人视为精审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俞樾并不是抽象地强调“因文见道”，而是能将儒家经典的具体内容还原到它的时代背景下加以阐释。他在诠释经典之文时，颇能注重时代背景的差异。如，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非但不能尽忠死节，且接受齐桓公的丞相职位，而孔子竟不以为罪。俞樾释孔子不罪管仲之故云：“此三代以上之见圣人公天下之盛心也”。他认为古今时代不同，古人公天下，后人家天下。在家天下的时代，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人人奉之为天经地义。而在公天下的时代，天生管仲，使之匡天下，管仲不必私于齐，更无择乎小白与公子纠。（16）他又指出：子夏所谓同宗可为之后，乃周公制礼以后之言，“若以上古公天下而言，则不必同宗也。尧禅舜，舜即为尧后；舜禅禹，禹即为舜后也。”（17）俞樾的这种思想虽出于公羊三世说，他对公天下与私天下的认识则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他以此解释经典和古代的名物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又如《礼记·冠义》中的“母拜之”一文，孔颖达以唐礼母见子不拜，而曲为之说。俞樾则从历史史实出发，指出古人行礼，虽尊者亦拜，因谓“母之拜子，本无可疑。”且谓“必执唐礼以绳之，宜其不通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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