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种上下贯通的合法性的获得如何与空间安排与制度成本的高低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本文所提出的第二次“过渡期历史”的关切点是儒家意识形态在影响了中华帝国有机体气质形成数百年之后,是如何趋于瓦解的,特别是注意儒家意识形态瓦解在上层与下层的不同步性。进化史观的引入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契机,促成了作为儒家意识形态支柱的“文化普遍主义”的解体。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上层的民族主义话语只是瓦解了儒家在上层的“象征建构”,儒学在基层的“文化实践”并非霎时烟消云灭,而是有一种延续性,“国家主义”一直以极激进的姿态不断向底层渗透和推进,比如现代保甲制的推行就几乎没有考虑文化的作用,而变成了现代官僚体制赤裸裸地向民间延伸的手段,只不过这种强力延伸一直遭到持续的抵抗。直到1949年以后,政府通过制度成本极高的大规模社会动员,彻底以“单位制”取代“宗族制”的基层社会组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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