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为激进的思想家之一，他坚定地主张中国不仅应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追求富强，而且应该采纳西方的*体制，建立议院制度，以便解决中国“君民相隔”而无法沟通的困难。为此，郑观应曾无情地批评那些“自命正人者”，指责这些人“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1]郑观应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认清当前的世界大势，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虚心地向西方学习，广译西书，广设书院，将西方“萃数国之人材，穷百年之智力，掷亿万之资财”而筑就的全套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使人人皆得而学之，那么，“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而奈之何甘于自域也。”[2]基于此种认识，郑观应竭力赞成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以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3]惟恐人们对西学的重视稍有忽视。
    由重视西学进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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