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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滥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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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08: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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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坚定的批判者，而事实却是他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在走向西方的时候，不应该、也不可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他在其名著《盛世危言》的《自序》中明确指出，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于“经”与“权”两个字，“经”是“安常”之本，“权”是“应变”之方，二者构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他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安常，无权何以应变？”[4]
在郑观应看来，中国既然被迫走向近代，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西方，要作出某些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便圣人复出，也会遵循“穷则通，通则变”等因时而变的原则，也会作出向西方学习的选择。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只是学习西方的优点，既不会使中国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更不会将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就是郑观应强调“圣之权”的要点。
至于郑观应之所以强调“圣之经”，那是因为他认为，中国虽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更不意味着中国在所有的方面、所有的时间里都落后于西方。他指出，“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骇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5]正是遵循一物不知而以为耻的儒家故训，近代中国人在见贤思齐的时候才反省自己的文化，觉得有必要去学习西方。这就是儒家精神中权变思想的具体运用。然而，说到文化的根本，说到中国之所以立国的依据，郑观应更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性，强调中国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当然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文化的局限性。这一观念在其专门为《盛世危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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