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寖衰,而折入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直可操劵而卜之矣。”[10]在郑观应看来,中国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历代圣贤所创制的王道精神,然后再博采泰西之技艺,中国就能完成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重建中华民族的辉煌。
“礼失求诸野”
郑观应之所以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在近代中国还有其现实意义,除了直接的“救世”背景与原因外,还与其对儒家学说发展史的认识有关。
自明清之际西方文化传入中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各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原因总是反复论证西学来源于中国的观点。从开放、进步的角度说,这种观点无疑有助于化解反对者的力量,使反对者觉得既然这些西方的东西原来就是中国古代久已失传的东西,那么重新传回中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保守、守旧的立场看,这种西学中源说的学术观念,无疑具有相当的消极性,它似乎在说,这些貌似进步的西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过是中国人久已放弃的东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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