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门是在西方列强兵临城下之后被迫打开的，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也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通过1840-1860年间长达20余年的调适，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统治阶层基本上达到了儒家先贤们所期待的“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境界，他们由此发奋努力，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确实使中国达到了一个“中兴”的阶段，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似乎也很合乎中国传统社会“盛世”的标准。那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郑观应何来“危言”，何来忧患呢？
    郑观应之所以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出此危言，而且这些危言还能够得到相当多的认同，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在发展中的危机，是一种高度清醒的认知。他认为，中国在经过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之后，虽然有许多的进步和收获，但实在说来，这些发展远远不够，而发展中的问题则更多。关于前者，郑观应认为中国学西方，学的还不够彻底，于是他先在《易言》，后在《盛世危言》中全面论述了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各个方面，如果仅仅从郑观应在这两部书中所涉及的论题看，至少包括中国的教育、企业、商业、税务、铁路、矿产、电报、银行、资源开发、对外交涉、*体制、官制、国际公法、国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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