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儒家重要经典《周易·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将“道”与“器”作为两个相对待的概念，道为世界之本原，是根本，器是形而下的东西，是世界本原派生出来的东西，是末，“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生”。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素来看重对“道”的探求与追寻，表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精神。这就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历久不衰的精神动力。
    基于这种认识，反观西方文化成就，自然容易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郑观应指出，“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6]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既要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也要看到其自身不易克服的缺点。这些缺点，在郑观应看来就是西方文化的发展到后来背离了原初“因俗利导，劝人为善”的精神，既放弃先前的有神论，又维护既成的天堂说，结果“别派分歧，自相矛盾，支离穿凿，聚讼至今，迄莫能折衷一是。”更明白地说，是西方后来的形而下的学说过分发达，掩盖乃至湮没了形而上的“道”，从而使西方人陷入一种盲目的状态之中。而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西方文化走了相反的路子，中国早期文明中的一些创造如“古人名物相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遂促使西方在中国创造的基础上使技术工艺更精，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所谓“四大发明”原本是中国人的创造，但是传到西方之后，经过西方人的加工，遂改变了其原先在中国所发明的原初功能，成为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和重要的标志。对于这样一种文化传播中的变异现象，郑观应认为主要还是中西双方的文化理路根本不同，“我究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遂使双方的文化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再加上“秦汉以还，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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