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枬的《合众国说》（1844年），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这些作品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军事、经济诸情况都有所介绍。以魏源为代表，承认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和武器精良。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据有人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就很难实现了。
如果说，在中外战争中已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那么在紧接着的国内阶级战争—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特别在战争旷日持久进入决战阶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学问题。于是中国人加大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技术上寻求西化的运动。
当时，战争的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洪秀全在早期就从西方传教士的布道书中借来了“上帝”，来和人间的邪恶作斗争。并怀着“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国侵略的同时，结好“洋兄弟”。一个外国人亲身体验了天王洪秀全所缔造的这种情谊：“我们被称为‘洋弟’，真是感到高兴，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称外国为‘洋鬼子’。”<《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在后期则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交通、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不过，这些和当时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因此，太平军除购置了少量洋枪洋器和聘用少许洋人外，很难在学习西方上有所作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