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其一是对西方*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个别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提出不仅在技艺上而且要在*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力倡师法西方，鼓吹*改革，“法苟不善，吾斥之；法荀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卷二第10页。>洋务派中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修明，中国应学习西方制度文物。他如王韬之《弢园文录》，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均有类似主张。王韬在1873年办《循环日报》，开近代报刊之始。及至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演化出了维新图变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中多饱学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康有为从1879年开始接触西学，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次年1月，在上海创强学会，办《强学报》，同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1896、1897年两年中，全国创办二十多个维新*、学术团体，主办报刊二十七家。为介绍西学西政，徐维则编成《东西学书录》，分为史志、*等三十一类。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张。为倡导西学，他还编汇《西政丛书》，又编箸《西学书目表》，将中国译出之西书三百多种分学、政、教三大类列著目录，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不过梁氏诟病数典忘祖，蔑视中学，主张中西学并重，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页。>。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比康梁又进了一步，康梁是通过他人介绍，间接了解西学。严复通外文，直接译介西方学理。在1877—1879年间赴英留学时，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学说，把建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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