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代八十年的历史行程看，西学东渐一开始就和中国遭到“外夷”入侵，战后蒙受屈辱的历史背景相联系，这和环球间友好平等国家，如丝绸之路上中国与波斯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时与东南亚和非洲诸国敦睦交往，是截然不同的。这时，西学东渐又是一种包括各方面的多边活动。外国侵略者以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倾销商品，也实行文化侵略。与此同步，国际间的思想学术交流也不完全依侵略者的意志，在半开放或开放中展开，此中有一些热心世界文化交流，并无恶意的西方友好人士为传播西学而工作。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西方，接受西学。这里主要之点在于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时能否坚持爱国立场，发扬民族精神，抵御外国侵略。林则徐是最早把了解西方、学习西学和抵抗外国侵略相统一的爱国者和先进的中国人。洪秀全、洪仁玕则是把这两方面相结合的农民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特别是孙中山都在两者和谐的结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洋务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他们引进西技西学而言，总的来看具有进步性。但他们之中，既有左宗棠这样既敏于西学西政，又反对阿古柏入侵，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作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也有谙于西政西学，但在对外关系上妥协退让，参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后者常常遭到史笔的谴责不无道理。

总之，近代中国振兴的希望不能维系在旧的封建制度和与之伴随的封建旧学的朽木上，当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科学给封建末世的中国人带来希望。因此学习西学，学习西方，总的来看，成为进步的事业。但在这个中国民族自尊心受到历史上最惨重戕害的年代里，在可怕的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机降临的年代里，反对外国侵略又成为最紧迫最现实的头等任务。如果学习西方不能和反对外国侵略相结合，必然在*上迷航，反之，反对外国侵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也毫无出路。排外不等于爱国，爱国不需要盲目排外，真正的爱国主义除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外，还要有“师夷长技”的理智。同时，真正先进的中国人，岂只是谙通西学，了解西方，而且要具有不可缺少的爱国爱民的立场和情怀。历史就这样把学习西方，反对侵略的双重任务降临在近代爱国爱民的先进的中国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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