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联合会剿太平军开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揭幕。然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制器练兵的行动，又使他们在类似《镜花缘》中那个两面国中的人一般，在狰狞的反面还有另一张“和洋”的脸孔。在外国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和中国首批外交使节出国带回的信息中，洋务派了解了更多的西情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导。洋务派在整个中国士林还沉浸在封建旧学的王国中，能以一定的主动性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这从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化学考质》、《金石识别》、《西医大成》等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可以得到证明。据约略计，“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仅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出了108期，西学引进的积极作用，从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等在中国启蒙，从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数学家）、徐寿（化学家）、章鸿钊（地学家）、张相文（地理教育学家）、詹天佑（工程师）等一批近代科学晨星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从一批拥有近代科技的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之创建，从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等的创设，都可以得到印证。
洋务派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对立的立场出发，都有限地引入西学，毕竟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受小生产者识见所限，而洋务派则视野开阔一些，故当容闳赴金陵谒见干王洪仁玕，建言组织良好军队、颁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时，干王除了给他一个“义”字爵的封赠外，容闳一无所获，只得遄归。稍后，他投奔曾国藩，参加创办江南制造局。出洋购置机器，带留学生出国，又翻译哥尔顿之《地文学》、派森之《契约论》。容闳在太平国和洋务派两者比较中作出的选择，耐人寻味。它主要表明了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倾向上要比农民高出一筹。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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