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并译述了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西方最锐利的思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投入中国学界。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就要学习西方,这是维新派所共具的主张。但康有为学习西方时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说来论证维新。严复则从西方自然科学入手,摒弃儒家今文经学形式,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等旧学,否定洋务派之“中体西用”论,举起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他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原强》。>并遣责了“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以致”者为“狂易丧心之人”<《论世变之亟》。>。严复是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
历史下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孙中山本人远在1878年到檀香山时就接受西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答翟尔斯教授书》,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后来,他远涉重洋,数度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流派以社会主义思潮有广泛接触。经过长期的思辩和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赴欧、赴日留学生大额增加,他们在海外办报、译书、写书。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国史志、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1页。>。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达一百册之多。同时,“随着留学生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7页。>。在晚清之世,随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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