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充当帝师王佐。古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与文官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相对而言，传统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并不十分明显。在以仕途为依归的科举制度的制约及其社会氛围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治学或曰文化创造活动是为了实现人仕升官的目的，因此，他们所研习的都是官方所钦定的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即使是归隐山林、老死乡野的乡儒乡贤，其著述立说也大抵离不了对四书五经的阐述和诠释。所以，在中国古代，以研究科学为安身立命之职志的人是很少的，也不为一般社会所正视而被目为“末流”。基于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发达且不对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根本的作用。一般来说，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类型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的不断扩大与不断的创新，不是文化的创造与积累，而是维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终生所追求的是由科举而入仕，或由充幕而发达。因此，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伴随鸦片战争而来的近代社会的变轨，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科学技术的运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益加强，生产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越来越依赖科学知识的应用，在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照系统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契机。并且，随着这种转变的逐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才逐步由充当帝师王佐的传统型角色转换为创造和传播文化的近代型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这一过程是与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成长有赖于它的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一基本的认识出发，考察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过程，它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近代的蜕变时期，也就是一个过渡的、中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轨，*经济文化正在逐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社会最敏感成份的知识分子，在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局”的情况下，也开始了近代型的自身转变。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种转变显现出一种两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同时也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疑虑；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有着浓烈的对传统的依恋情绪。这种文化的二重性，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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