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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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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1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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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对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认识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较之于他们的前辈林、魏，有更深的认识。实际上，在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的几十年之后，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一般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耳濡目染到西方“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对比中国的积弱积贫，“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4](P181)。但是，这种时尚的内容，还停留在西学的“百工杂艺”、“水陆武备”、“贸易转输”的层次上，没有超越器物文化的范畴。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则开始深入到“西法”——即西方的*经济制度的层次。在表达他们的学习西方的思想时，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但是，其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不同于洋务派，也不同于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提出的“西用”包含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制度。他们认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变器不变道”、“舍本逐末”，没有学到西学的根本。故此，他们所界定的“中体”仅限于“纲常名教”，舍此，都是可以变更的。他们在*上的主要意见是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上实行“君民共之”，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曾游历西方，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有所了解，并认为是值得仿效的。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可以使“君民一心”、“上下一心”，且“定法、执法、审议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5]。他们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它们“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6]，“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谓之叛逆”[6]。因此，中国要自强，也必须设议院，“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注：参见《ｔāｏ＠①园文录外编》，“重民”下。），“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致“强兵富国”、“纵横四海”（注：参见陈炽：《庸书外编》，议院。）。与此相适应，他们主张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学术文化之时，不能只局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而应当广泛学习。有关西方国家的内政、外交“时政”，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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