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西学及工商业的态度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些观念包括道器观、义利观、本末观等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一直是重道轻器、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谓“农本商末”等等，一直支配着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而在这一时期，由于西学的传播，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逐步改变了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关于“道”与“器”的关系，王韬从中西比较的角度阐述了中西之道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之分的论点，认为，“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从而改变了传统的重道轻器的观念，把“器”的地位提高了[10](P1-2)。在义利的关系上，新一代知识分子大胆言“利”，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注重国计民生，计功言利，学以致用。在本末关系上，他们尖锐批判古代的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观念，也指出拘守重本轻末观念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器物制造和工商之利。他们明确地提出要以商立国，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1](P607)。把工商业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的确是对传统本末观念的彻底否定。
价值观念的变迁，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由士而仕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近代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舍仕途而从事其他在传统社会中视为“末业”或“技巧演技”的职业。他们或投身洋务企业，或进入洋务学堂，或游学海外，或办报译书，甚至弃官经商（如郑观应）。这些都是专门型知识分子人才出现的标志。
由上可知，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西学知识传播的深入和扩大，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地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开始逐步地从传统儒学及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面向社会和现实，显现出近代型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功能。这一切都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中，知识分子本身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应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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