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在西方器物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低级形态上的“认同危机”，即初步意识到中国文化在器物层面上的不足，进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器物的层面上。知识分子通过鸦片战争所看到的西方文化也只是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魏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实践中，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器物文化对中国的强烈冲击的。林则徐主持过抗英斗争。如果说，在最初的时期，林则徐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中国文化优越、试图以天朝的声威来抵拒西方的侵略的想法的话，那么，在接触了西方的军事与器物实力之后，林则徐在器物文化层次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就表现得特别深刻。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余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用得，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的浩叹正反映了他在中西器物文化的对比下所产生的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浅层的认同危机的心境。这种心境，在鸦片战争后的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知识分子以往的那种天朝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观念被打破了。“内圣外王”的治国经邦的治术不灵了，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一种近乎于悲壮的认同危机。左宗棠所说的“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马而我骑驴”[1](P127)，薛福成的“古今之变局”观等等，都是这种心境的深刻反映。正是在这种认同危机的刺激下，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探索中西两种文化的优劣差异，进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洋务知识分子和早期的维新派，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及其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

　　魏源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鸦片战争所给予他的直接震撼，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而，他所提出的“师夷”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上。他总结的“夷之长技”包括三个方面：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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