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还主张“以商立国”、“商战固本”。发展近代的工商业，也是自林则徐、魏源提倡，并由洋务派付诸实施的思想倾向。但是，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张，与洋务派的不同之处是提出“与民共利”，即发展民间工商业，反对官方的垄断，并把发展工商业提到“固本”——富强国家和抵抗外侮的高度。

　　这一批知识分子有创办洋务的实践，因而对洋务主张的官办企业的弊病有清楚的了解，所以得出洋务只是“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舍本图末”。因此他们主张应当准许民间自设公司，“一切听民自主”，“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8]。同时，政府还应当“设商部”、“订商律”，以保护民间工商业。

　　早期的维新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这种主张，是与他们对工商业的高度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西方各国的强盛，乃在于它们的工商业之发达，所以它们才能以商品入侵中国，使中国日益贫困。因此，“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9]，以“商战”对付外国的入侵，所谓“习兵战，不如习商战”[9]，“以固其本”。这种主张“民间自办公司”、“商战固本”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说明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是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

　　19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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