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洋务运动而形成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既不同于早期的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人士，也与甲午战争以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区别。他们从洋务运动中获得利益，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思想。所谓“早期的维新派”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与林则徐、魏源那一批知识分子相比较，他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他们都受过传统的教育，都有着对社会危机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爱国意识。但是，他们对西学的了解和认识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其思想也存在差异。魏源、林则徐的时代，对西方的认识还仅限于坚船利炮，并且他们自身对于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还缺乏切身的感受。19世纪60～80年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生活在洋务运动正在兴起的时代，他们大都是追随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物，如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与容闳。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曾游历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种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至于*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同时，由于他们不像洋务派官僚那样身处高位，也没有担负洋务事业的实际责任，因而能够超脱洋务运动的局限，对洋务企业有比较客观的评判。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又较之于洋务派更激进。同时，这一批知识分子成长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生时期，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曾经有过经商与办企业的经历，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的要求与愿望。

　　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批知识分子由于具有上述不同的经历及时代特征，因而其思想和价值观念都具有新的特征，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到近代转换过程的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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