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后，向西方学习，成为此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许多以往只读儒经圣训的士子，开始转向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这种探索的结果，便导致了士林风气的新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学术上主张汉宋调和与经世致用；*上主张变革。

　　汉宋调和与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嘉道以来知识分子中就已经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汉宋之学，本是清朝官方的正统学术，但宋学崇尚义理、空谈心性，而汉学则重视考据、繁琐琐屑。此二派实际都是以儒学为核心，但侧重之处不同，因而互相攻讦，视同水火。结果，使士大夫陷入空疏无用的所谓“学问”之中，于社会民生毫无裨益。道光间，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关心社会现实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汉宋调和论，以图挽救儒学的命运，进而改变士林风气，挽救社会危机。他们认为，士人争执于汉宋之讼，造*才无补于世，关键是学术不倡明。所以，他们主张抛弃汉宋之间的门户之见，学问以“求诸实用”为标准，“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以求为有体有用之需”[3]。这样，汉宋调和又自然引出“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道光六年，魏源与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便是经世思想兴起的重要表现。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经世派所追求的学问，除经学之外，还只是加上史学、舆地、朝章国故之类的学问。而鸦片战争后，所谓经世之学则引进了西学的内容。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工艺制造之术，成为经世派士人追求的目标。

　　与学术上的经世态度相适应，这一时期士林风气变化的另一表现，便是改革之议兴起。其实，当王朝末期危象显现之时，有识之士的改革之声总是伴随而来。鸦片战争前，要求改革的声音也时有出现。龚自珍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过，龚自珍的改革主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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