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定型于乾隆五年(1740)，在卷十九“兵律军政”类专设“私藏应禁军器”条。该条规定：“凡民间私有人马甲、火筒、火炮、旗纛、号带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非全成堪用者，并勿论许令纳官，其弓箭枪刀弩及鱼乂乂不在禁限。”《大清律例》同时注明此外弓箭枪刀弩及鱼乂乂只可作健体务农之用，不可用于械斗呈凶，否则一并收缴。此处的枪指长矛，而非鸟枪、抬枪等火器。对于“各省旧有鸟枪，除近山滨海地方，必应存留守御之处，令该民人报明地方官，于枪上錾刻姓名、编号，立册存档稽查外，其民间私藏私造之枪，州县官能预为收缴。”“私铸红衣等大小炮位及抬枪者，不论官员、军民人等及铸造匠役一并处斩。”此外，《大清律例》还相应规定了各级官员对禁止民间私藏*的责任和对禁止不力者的处罚措施（注：《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十九，京都琉璃厂藏版，光绪三年新镌，第45-54页。）。在这些条文中，“必应存留守御之处”应当引起特别重视。因为这点变通性规定貌似合理，却有损法律的严密，导致了法律弹性。这种法律弹性，加上当时政府效率低下的管理，就使得晚清政府表面上的严行禁止民间武装政策发生变异，成为实质上的“有限禁止，杜绝私藏私造；适当存留，以备必要防卫”政策。要而言之，即有限禁止政策。此种政策削弱了清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给民间社会，包括外国传教士在晚清时期拥有武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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