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策的类型由简单而丰富。一个政府的政策从形式上分，有法律、法规、命令、通告等类型；从层次上分，有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等类型。由这些方面看，晚清政府关于教会武装的政策在1901年前后有了明显变化。首先，就形式而言。在前一阶段，晚清政府对教会武装的政策都是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出现。在这点上，《大清律例》自勿庸多言。即使几则中外通商条约，也是中外间的基本国际法。在后一阶段，《晓谕民教告示》第3款是典型的行政法规，并非国家基本政策。《改订枪弹进口新章》也不是基本法律，而是在《续修增改各国通商进口税则善后章程》第3章基础上，“作为修改”而派生出的进一步“规定”（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514页。）。所以，《改订枪弹进口新章》不是基本法律，而是一份正式的法律解释。其次，就层次而言。在前一阶段，此项政策的渊源只有《大清律例》和几则中外通商条约。这些法律、条约的管理客体或者泛指国内的武器持有问题，或者泛指外交中的武器进出口问题。无论哪种，都属于清政府禁止民间私有武装的基本政策，而非针对教会的具体政策。相对于《大清律例》而言，《晓谕民教告示》第3款明显属于调整专门社会问题的具体政策。《改订枪弹进口新章》，虽然仍是外交条约，但是针对武器进出口、外人在华持有武器等专门问题的法律解释，是一种具体的法律规范，是由基本政策生发出的具体政策。由此可见，晚清政府的禁止教会武装政策在后一阶段不仅有了基本政策，而且有了具体政策，不仅有了基本法律，而且有了行政法规、法律解释，政策类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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